近日，我院李子明老师、王磊教授与美国三一学院陈向明教授合作论文“A tale of two recoveries: uncover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state-driven production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in post-pandemic Wuhan, China”(《经济复苏的两重天：以武汉为例剖析国家主导的生产与私人消费之间的不平衡》被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接收。该期刊为区域与城市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权威期刊。其中部分数据来自于中部院调研队2021年夏季对武汉市洪山区广八路个体户店铺以及汉街典型商铺进行的抽样问卷调研与访谈。现将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摘要：中国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是全球第一个沦陷于新冠疫情中心的城市，也是尽快击退疫情并快速恢复正常秩序的珍贵案例。通过该案例，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疫情常态化管理政策背景下，国家在振兴疫后城市经济中扮演的不平衡角色。由于政策的制度惯性，武汉的经济复苏呈现双轨特征：一边是由政府刺激的基建投入以及大型国企为主导的强复苏，另一边是小微私营经济和基层消费的弱复苏。本文综合运用城市层面统计数据以及调研和访谈信息，分析国家的不平衡角色如何使武汉处于这种经济复苏双轨状态，阐明应通过调整中央-地方政府关系、赋能地方政府的方式对生产和消费再平衡，从而提高福祉。
总结和启示
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税收减免这两方面的强劲刺激政策(Huang 等，2021)。这一经济复苏的模式深嵌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惯性，即生产和GDP的增长是以基础设施投资驱动而非家庭与个人消费。它具备“发展型国家”和“基础设施型国家”经济长期运行的特征。这种惯性在促成自上而下的刺激政策的同时，还使其头重脚轻。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汇集成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中，部分已经逐步实施并向下涓滴惠及到武汉。但由于多年地方债务累积形成预算约束，武汉无能力自主对所有产业领域采取平衡的经济复苏方法，不得不依赖国家的输血。
通过揭示武汉复苏结构失衡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即在2020年疫情解封以来，政府角色在武汉经济复苏中是失衡的。投资驱动战略以及日益增长的土地财政模式曾经支撑起宏观经济的高增长以及解封初期的经济复苏。然而，在微观层面上，小微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弱，且其效果被疫后不断增高的房租、更普遍的网购习惯、以及纪律严明的社区防疫政策相抵消。小微企业复苏缓慢，其背后暴露了由国家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体系中的制度惯性及其结构脆弱性。
我们研究中透露关键理论启示：中央和地方层面体现的“发展型国家”的角色可穿透疫情的严峻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并同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受到强韧的“基础设施建设型国家”支持。诧异的是，利用土地买卖来融资，支持道路建设和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进而推高GDP增长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如此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并未能有效地为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和私人消费提供支持或激励?“城市企业家”型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刺激房地产行业无意中已经助推房屋租金不断上涨的趋势，这对小微经营造成一定伤害。宏观经济复苏的成功承载着中央政府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而容易受忽略的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面临居民不断降级的日常消费而复苏艰辛，经营难以为继，城市作为人们生活场所的重要性也随之打折扣。针对宏观-微观经济复苏差距和经济环节的割裂，中央政府在2022年3月对所有企业特别是小微私营企业新推出扩大化的优惠政策，包括扩大减免税幅度和范围、加快周期性免税等。虽然这些针对性的政策可以为小微经济提供部分财政救济，但正如武汉案例所示，扩大的政策保障网依然会有漏洞，让一些“小鱼”由于基层政策执行力不足而失败。
最后我们要强调，双轨式的复苏状态可转化为一个实质转型的契机：国家下一步应推动国有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再平衡，并转型成为消费导向型的国民经济及地方经济模式。这就需要下放给城市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和财政自主权，令地方政府能够制定和执行优先复苏中小私营企业的创新型措施，或者能够收紧政策保障网“不漏掉任何小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管制金融借贷的套利投机、保障普惠性金融政策的执行和培育以人为本的社区开发与建设等途径，主动提供政策来支持小微经济的发展;二是，社区组织、居民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社区领导人应参与、促进或监督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三是，个人可与地方政府合作，从而能够广泛参与到可提升本地街区商业活力的活动中。上述主张兼具国际启示，会挑战各级政策制定者的行政能力，也会促使他们与底层换位，思考在疫情之后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cjres/rsac031
